英媒FT中文网刊登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的专栏文章《日本亟需改变企业文化》，文章指出，日本如今不需要那么多能生产更精巧产品的公司，比如索尼(Sony)，而更需要能够设计出让各种精巧产品变得多余的软件的公司，比如苹果(Apple)。但是，日本目前深陷其中的企业文化无法应对这个挑战。原文如下：

我们要把产品发送给全世界的人们

我们的辛苦劳作就像水流之声

从泉水中喷出

工业进步，工业进步

和谐第一，松下电器。

这首由统一穿着连体衣的工人唱出的歌，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日本企业文化，那是一段沸腾岁月，日本经济正冲劲十足，只是距今已十分遥远。战后日本取得的非同寻常的成功，主要是建立在一套不同于西方主流的企业实践的基础上。在大公司里，有着体现这一体制的多个因素，从工龄工资和终身就业，到由工人主导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计划。

该体制的核心是雇主和员工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有人把它比作大名封建主和武士家臣之间的关系。作为绝对忠诚的回报，员工的收入逐年增加，不论业绩如何。该体制仅适用于为大公司效力的那些人。许多工人——几乎都是男性——对公司比对配偶还要忠心，他们花很多小时不必要地加班，跟同事和公司客户饮酒狂欢至深夜。

这样的体制很容易遭人嘲笑。不过，它在追赶时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今天的日本，它已没有任何意义。日本如今不需要那么多能生产更精巧产品的公司，比如索尼(Sony)，而更需要能够设计出让各种精巧产品变得多余的软件的公司，比如苹果(Apple)。日本需要多面手的劳动力，他们能在职业生涯中途进行切换，不仅在不同公司之间切换，而且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之间切换。日本需要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不是为弥补数量的不足，而是为了注入新思维。日本目前深陷其中的企业文化无法应对这些挑战。

好消息是日本的公司正在改变。综合贸易公司伊藤忠商事(ITOCHU)和打印机制造商理光(Ricoh)等公司，开始推行灵活工作时间，以终结自虐式的加班。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11年日本劳动者平均工作时间为1728小时，低于2001年的1809小时。这几乎肯定低估了无偿加班的时间。工作时间降低也反映了日本经济疲弱。即便如此，日本劳动者工作时间仍比英国多100小时，比荷兰多300小时；不过，要略低于美国，并大大低于韩国，韩国劳动者工作时间达到令头脑麻木的2193小时。

减少工作量应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经合组织标准衡量，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低生产率实际上是日本的“杀手锏”。随着劳动力数量减少——目前每年减少25万——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尤其是在服务行业。想想所有那些电梯操作员和在停车场积极引导车辆的引导员吧。

减少加班时间也会吸引更多女性寻找好工作。许多女性，特别是有孩子的女性，发现长时间的工作无法与家庭生活调和。愤愤不平的人也许会说，日本社会要的就是这样。日本男人故意建立起不利于职场女性的惯例——结果是改变这些惯例的进度将会很慢。

不过，企业文化的其他领域上，已经出现了改变的迹象。工龄工资是其中之一。如今日立(Hitachi)基于工作业绩对其11000名高层经理进行奖励。（至于日立为何认为有必要雇11000名高层经理，是另外一个问题。）索尼称，从本月开始将提拔一些20多岁的员工到管理岗位，同时将一些较年长的员工降职并相应减薪。丰田(Toyota)正在对许多工人实行绩效薪酬制度。松下电器（Panasonic，旧称Matsushita）也一样。

很多大企业一直坚持工龄薪酬制度（工资随工龄增加），这种情况已经带来了预期之外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是，在困难年份，很多公司停止雇佣新人，迫使一代年轻人只能成为临时工。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临时工比例已经增加了一倍，至接近40%的水平。这种情况损害了工资水平、职业技能、生产率以及总需求。另外一个意外后果是，保留较年长员工的成本变得太过高昂，使得他们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变得额外困难。让劳动力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是日本政府希望看到的，以此增加劳动者参与工作年限，并控制社保费用。

绝大多数改变需要在企业层面发生。政府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不过，日本政府应该继续推进立法，让临时工工作的条件更接近于全职工作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执行得当的改革可以使非正式职工的占比回落至30%以下。

总而言之，日本企业界的调整速度可能比外界想象的更快，但慢于实际需要的速度。日本迫切需要创造一种更灵活、更富想象力、最终带来更高生产率的工作环境。如今，松下的员工仍然哼唱着公司之歌。现在，歌词中包含着对“庆祝自由”的肯定。对整个日本企业界而言，摆脱无谓的加班将会是一个很棒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