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河南巩义的康百万、江苏昆山的沈万三、山东长山的阮子兰，被民间称为“三大活财神”，其画像被制成年画，家家张贴。三人虽然都富甲一方，但名气与结局各不相同：阮子兰仅在山东一带名气较大；江苏的沈万三虽名扬天下，却因锋芒毕露祸及家族，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直到民国时期，唯有河南的“康百万”仍是中原巨富之一。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是，河南巩县（今巩义市）的康家，从六世祖康绍敬到十八世孙康庭兰，历经12代传承，一直富裕了400年，纵跨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在这期间，曾有康大勇、康道平、康鸿猷等十多人，被称为“康百万”。

为探寻“富过12代、绵延400年”的“河洛康家”缘何能维系如此漫长的家族鼎盛，笔者专程去河南巩义康百万庄园作了一番探访，洞悉了不少康家“富而守成400年”的缘由。

厚“留”重礼、不朽之根

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享有“金龟探水”美誉的康百万庄园，是康家在财富日益积累的基础上，于十七、十八世纪建成的堡垒式建筑群。走进这个建筑群，不仅让人领略到精美的砖、木、石三雕工艺为世人留下的清代民居、民俗画卷，更让人感受到康家“大富大贵绵延400年”的文化内涵。

进入康百万庄园，先看“留余”匾。在康氏庄园主客厅的正上方，悬挂着一块别致的匾额，这就是康家的家训“留余”匾。匾文写道：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已。

匾文开篇引用了南宋宰执、副宰相王伯大（自号“留耕道人”）的四句座右铭，用来告诫子孙凡事都要留有余地，人生在世，不要把福禄寿财都享尽、用尽、占尽，要把它留给需要它的人。接着，又引用明朝进士高景逸的两句话：“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最后的总结是：昌家之道就是“留余忌尽”。

康氏家族作为豫商典范，能兴盛十二代、四百多年，不仅与其良好的家训有关，也与康家先祖在为商之道方面留下的独到训辞有关。现存于南大院传家宝展室中、由61个精美大篆字组成的“为商之道”匾额，值得研读和品味。

匾文所书：“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感恩心，愿使人鄙我、疾我，勿使人防我、诈我。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文字简朴，意味深邃，几无一字可增减，实属奇文。其意为：“经商、结友要有不怕吃亏的心理，与人交往要懂得谦虚礼让，日常生活要懂得节俭，为人处世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宁可让别人看到我秉性有毛病和不足，也不能让别人处处防我、诈我；前人看似愚拙之处，绝非后人的小智所能企及，后来者所能做的，就是忠厚留有余地。”显见，这篇饱含“克己复礼”儒家思想的铭文，恰好弥补了“留余家训”的未尽之意。

为了让儒商思维植根于康家后辈灵魂深处，其匾额设计也独具匠心。匾额的左上角刻有笔、墨、砚，左下角刻有算盘，整个匾额犹如一张展开的薄纸，喻示康家后代：“经商创业要勤学多思，日常生活要精打细算。”

今天揣摩康氏祖训，更让人体会到康家对子孙后代在为人处世、经商取利中要担当人间道义的期许，以及时时、处处“财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儒商思想。由此可见，“厚留重礼、留余克己”的家政文化，乃是康家兴盛400多年的“不朽之根”。

厚土重商、强基之本

据考证，河洛康家是明朝初年由赵氏携带儿子康守信，从山西洪洞迁移而来，卜居在巩义桥西村。自明代开始，第六世祖康绍敬初涉仕途和商路，并以置办土地店铺起家。到了明朝中期，康家以农为本，兼做商事，以“厚土重商”之理念，农商相辅，振兴家业，拥有大量土地和店铺，成了一方富豪，桥西村也由此改称康家店。全盛时期，其农业经济横跨豫、鲁、陕三省，土地达18万亩；其商船运行在洛、黄、运、泾、渭、沂六河，有“河里行的康家船，岸上种的康家田，路上跑的康家马，栈房里借的康家钱”之说，真可谓农耕商运一应俱盛。足见康家经商头脑之活络、胸襟之开放豁达。

据康家后人回忆，民国年间，洛河岸边还停泊着十几条二三十米长、四五米宽的大货船。船上的白帆镶着蓝边，挂着“康”字招牌。康家的船舱里设有中堂，八仙桌上供着“河大王”画像。因为船走得远，船上像居家过日子一样啥都有。康家船的活动范围很大，北到北京，南至扬州。康家觉得靠船运赚钱来得快，于是生意越做越大，心胸也越来越广。后来，康家子孙在山东建栈房，把来自河洛的行商变成在齐鲁大地经营的坐商。在明清时代，能农商合一、玩转“大流通”的人，实属罕见。

在康家奔向“豪门大富”的发迹大道上，第十四世康应魁发挥了承上启下、顶天立地的作用。他一生办了两件大手笔的事：一是拿到一份长达10年的军需品订单；二是垄断陕西布市。

康家获得军需品订单与嘉庆年的白莲教起义有关。白莲教横扫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五省，前后历时9年，耗费了清廷两万万两银子，康家因此做到了不少生意。当时，为保证与清军签订的供棉合同按时兑现，为摆脱地痞恶霸的纠缠、敲诈及其对生意的干扰，康应魁竟然一把火烧掉滞留在泾河船上的数万斤棉花，又不惜从千里之外的河南、山东一带逆水行船，高价购买棉花，保证了军需品订单的履行。

为垄断陕西布市，康应魁深知陕西泾阳的黄土地非常适合种棉花，便购置大量土地种植棉花，开辟了三原、泾阳、富平等棉花基地。泾阳的布市雄霸西北诸省，康家就一次性把泾阳一条长街的布统统吃下，控制了能辐射半个中国的布匹批发市场。当时民谣流传：“先有康崇公，后有泾阳城”，说的就是康应魁把康家势力推向了顶峰。康应魁去世时，对儿子的临终叮嘱只有一句：宁舍巩县，不舍泾阳。

正是由于康家广种棉田，降低了生产布匹的原料成本；掌控泾阳布市，左右了布料市场行情；手握官方10年军需品订单，保障了10年生意的顺风顺水。在康应魁主持康家大业时，康家日进千金，家资巨富，民间称其“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

纵观康家致富路径，发端于土地，发展于商运，发迹于布市，早在明清时期就有了“举一翻三”（即“稳住一产，搞活三产”）的经营理念，实现了农耕文化和经商文化的高度融合，实属难能可贵。足见康家正是开启“厚土重商”先河，玩转大流通，才赢得了“强基固业”之本。

厚德重教、代出人杰

“德是千善之本，才乃万福之源。”康家事业腾达400年，靠的是“以德为先、育才垫底”。据史料记载，康家虽然富甲一方，但从不铺张。他们盖的宅院虽然高大宽敞连成一气，但外表却很简朴厚实，并不金碧辉煌。康家注重教育，致力为国家、社会和后世子孙谋福祉。

清道光八年（1828年），十四世康应魁斥巨资修建县高级学校，让全县的平民子孙有受教育的地方。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又两次捐资修建黄河大堤，使黄河沿岸百姓安居乐业。

清光绪初年，十七世康建壁将山东临沂、日照、济南的商业收入悉数捐给赈灾局，以帮助因地震而流离失所的山东老百姓，被老百姓称为“大善人”。庚子之乱（1900年）后的第二年，避乱西安的慈禧太后回京途经巩义，康家不仅出资建行宫，还向国库空虚的清廷捐出白银100万两。

康家为保持家业长盛不衰，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教育，请最好的教书先生开设私塾，甚至连厕所内也放有书案，摆着笔、墨、纸、砚，方便子弟充分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康家有一条非常严格的家规：家族子弟不准纳妾，这与传统富户妻妾成群的景象迥然不同。

正因为康家“为人留余克己”“育人行端气正”，才使得康家“代出人杰”。康家十一世康惠主政家业时，康家的经济触角已经延伸到山东。

十二世康大勇时，资产已很厚实，包括40000亩土地和位于山东兰水一带的康氏栈房。康家搞船运也始于康大勇，他造了四条船，其中一条是大船。大船能载2000石粮，涨水时进入洛河，水小时泊靠在神堤（今巩义市河洛镇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一个村落）的黄河口。

十四世掌门人康应魁生于1773年，历乾隆晚年、嘉庆、道光三朝，是康家历代掌门人中经商最成功的一位。在他掌管期间，日益兴盛的康家建起了造船厂，使康家的农商经济跃上了农工商一体化的台阶。

康应魁本质上还是地主，只是兼做了大商人而已。公元1773年，也即康应魁出生那年，清廷曾赠给他的父亲康云从一块“千顷良田”匾。康应魁75岁生日时，族人和乡亲来祝寿，再次赠“千顷良田”匾。在寒暄祝贺、酒过三巡之后，康应魁老人一把火当众烧掉了族人和乡亲欠债的账目，然后提前离席了。也许正是康应魁“财散人聚”赢得了人心，延绵了康家400年的“长富久贵”；正是厚德重教，赢得了家业的枝脉繁盛。

2026年9月12日修改定稿

作者简介：退休教师，曾任无锡市乡镇工业干部学校副校长、全国乡镇企业家培训中心副主任

注：上文中的坦园老伯，是指康道平，号坦园，康百万家族第十五代庄园主，也就是《留余匾》题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