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A股市场首次启动新股发行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改革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为A股一级市场“去行政化”；二是打破A股“政策市”的恶性循环怪圈。

我认为，我国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改革任务主要是实行新股发行的两个“市场化”：第一，彻底废除证监会对IPO定价的“窗口指导”，真正实行新股发行定价的市场化；第二，彻底废除证监会“暂停IPO”或“重启IPO”的行政干预，真正实行新股发行节奏的市场化。

第二阶段的改革任务则是创造条件向注册制过渡。注册制要求淡化IPO之前的行政审核与审查，强化IPO之后的行政监管与法律制裁。一般地，实行注册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证监会的高效市场监管；二是对证券犯罪的严厉法律制裁；第三，建立集体诉讼机制，提高投资者维权意识。

十分欣慰的是，改革四年来，无论新股发行定价高低，证监会真正做到了不再干预新股发行定价；然而，十分遗憾的是，证监会至今仍然掌控着新股发行的节奏，随意暂停IPO。证监会动用行政手段“暂停IPO”，是A股“政策市”的最重要体现或标志。

暂停IPO，实际上就是关闭A股一级市场。政府关闭一级市场，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十分罕见的现象，但中国政府在熊市“暂停IPO”已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市场干预手法，并被经常使用。这意味着所谓的牛市或熊市，都是由政府来替投资者作出判断和决策的：政府暂停IPO，意味着政府眼中的熊市来临；政府重启IPO，则意味着政府眼中的牛市来临。

去年十月，证监会以全面查处的名义，关闭了A股一级市场，这实际上就是“暂停IPO”。暂停IPO近9个月来，证监会“一刀切”地关上了IPO的大门，一棍子打下去，统统不让新股发行，然而，股市走势并未因此而有转变。这次暂停IPO，实质上就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头痛医脚的做法，它不过是重蹈往日的复辄而已。

从国外的经验看，IPO既不会影响资金总量，更不会影响牛熊行情。相反，在市场低迷之时，IPO不仅能为市场提供全新的投资选择与投资机会，而且还能激活打新与炒新的人气。在A股市场，中国投资者对打新一直充满热情、激情，尤其是创业板的新股申购中签率经常只有千分之一或万分之几，我们为什么要压抑市场需求，甚至证监会还要动用行政手段暂停IPO呢？这样做，不仅是政府代替投资者决策，而且还将所有好企业拒之门外，从而严重打乱了企业发展的节奏或命运，却又救不了股市，这正是政府过度干预股市涨跌的恶性循环。

在当今中国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大背景下，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刻不容缓，它需要大量创新型、成长型企业主导结构调整。此时的中国缺少的绝不是资金，更不是流动性，相反，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化，已使得市场流动性泛滥，游资横行，投机四起，因此，我们应该敞开中小板、创业板及场外市场的大门，让那些合乎产业政策导向，有助于产业升级的民营中小企业优先IPO，通过IPO这一广阔平台，将民间资本及国内外游资直接导入实体经济，支持实业兴邦。同时，它又能为市场注入新鲜血液，为投资者提供全新的选择和机会。为此，我们应该尽快重启IPO，以后不再暂停IPO。（文章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