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认真地读完新华社资深记者李松的评论集《好干部的民生课》时，毫无意外地又一次被震撼，却又与以往稍有不同。

相交多年，我印象中的李松是一位勇敢、理性却略带冷酷的揭露者、批评者和建构者，他以平均每年出版一本书的超高频率不断强化这一铁汉形象，从《中国隐性权力调查》（华夏出版社，2011年）到《风雷动》（新华出版社，2018年）无不如此。然而，这本书却展现出他非常柔情的一面，他以一种更加细腻、感性且饱含温度的方式来感受和反省我们保障民生中的诸多琐事，其中他已是感受者、思考者和关怀者。事务更入微、笔触更柔软、情感却更炽热，就像一颗子弹击中了读者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作者以152篇评论带我细细品味了民生问题的包罗万象与百味杂陈。其中，既有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安全生产、医疗服务、奇葩证明、生活垃圾处理、养犬规范等长期存在有待根源治理的民生问题，又有网络直播、大数据凌霸、校长陪餐、物业进村、深夜食堂等新时代产生亟待重视解决的民生问题。每篇评论都是芸芸众生的长吁短叹、辗转呻吟或者苦愁哀乐，实乃“为生民请命”之作。此时，我才恍然，李松之所以长期以来保持批评笔锋之锐利，恰恰是因为他对百姓大爱之深沉。因为，他早已将炽热的胸膛紧贴这片冰冷的土地，去聆听并感受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脉搏与呼吸。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站在生民立场与治理者去“对峙”。而是常常在“生民”与“治理者”之间进行角色转换，通过这种“换位思考”的方式来分析种种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且寻求其中治理之道。正因为此，他的许多评论的论证方式和观点表达呈现出一种二元互动的显著特征。比如，《政府过紧日子更要做好民生加法》一文展现了政府财政做减法与民生保障做加法的二元互动，生动诠释了紧日子和好日子之间的辩证法。《 “就业优先”夯实民生之基》一文分析了百姓“有人没活干”和企业“有活没人干”的内在关联，大体勾勒出此类双重“痛点”之间的草蛇灰线。《谨防不见面审批将群众拒之门外》一文则批评了审批部门片面追求“不见面率”与群众“个性化需求”之间的深层矛盾，强力纠正形式主义的工作思维。《读懂“反向春运”的深层意味》一文则描绘了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相作用，深入思考城镇化过程中的身份认同的回归与异化。可以说，正是这种“二元互动”，使得作者的观点兼具双方共识，其解决思路因而也具有可接受性。

虽非严格意义的法律人，作者的这种思考却具有超乎寻常的法治意义。在20世纪4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福利国家之初，其公法学者就提出了“生存照顾”理论，逐步打破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赋予百姓一种更加崇高的法律地位。依据该理论，解决和保障民生，照顾百姓基本生存是现代国家和政府的基本义务，不容放弃、不容转移、不容节减，也不容限制。这种“权利-义务”视角，使得作者的很多观点都回归到法治思维上来，且为其治理之策提供了法理正当性。《监察“全覆盖”管的是公权力》、《让那些“土政策”入“土”吧》、《“无人经济”不能法外“裸奔”》和《“网约工”劳动权益不容漠视》等文章皆是如此。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把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好干部的民生课》这本书，既“处江湖之远”来察民意、集民智， 又“居庙堂之高”来聚民力、促民生，将百姓之生老病死与干部之治国理政相贯通，使得促民生与增民心相促进，是所有党员干部应当好好研读的佳作。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预见，作者的这些观点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将激荡澎湃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