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上任就拆除临违建筑，底气从何来？

地方窘财政撬动大建设，是否真危险？

欠发达地区推动城镇化，难题有多少？

最近这半年，以烟草闻名的云南玉溪市，骤然间成了媒体关注城镇化方向的焦点。

为了新建城市综合体，政府拆了区委大院，拆了市委大院，再拆了数百万平米的违章建筑，强力重整城市资源；又同步疾建融资平台，向银行，向企业，多方找钱。

有人质疑，地方财政窘迫，这会是一场豪赌的危险游戏；有人抱怨，理念激进，政府究竟打的什么算盘？对与错，是与非，各执一端。

因为烟草，云南玉溪，曾经殷实富庶，却受困于产业结构单一，发展活力疲弱，等到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一下子捉襟见肘了。

没了钱，少了进取心，这座其实与昆明仅咫尺之隔的滇中次核心城市，落寞多年。满目旧屋，人气散淡，甚至只消往城边走几步，就能看到烟熏火燎的农耕气息。

待到2012年底，时任昆明市长张祖林到来时，他面对的窘迫现实还包括，经济总量刚被隔壁的曲靖超越，重要经济指标的增长排名均退居全省十名开外，有些还是垫底，用他的话说，“就是个欠发达的农村大城镇”。他难免急切，“一砖一瓦都动不得，还怎么发展？”

玉溪的故事，呈现着欠发达地区推进城镇化的最真实的标本，也遭遇着不曾有的争议，此时的市委书记张祖林，选择直面开言。

拆市委大院的政治经济账

南方周末：上任不久，为什么要那么坚定地拆市委大院？

张祖林：市委大院选址在我们城市的中心地带，那么好的位置，只用来做行政办公，但如果把它变成既提供了就业岗位，增加了税收，又方便了群众，提升了城市功能和形象的综合体，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初步测算过，建成城市综合体第一期，就能够提供上万个就业岗位，每年给国家给地方提供的税收起码是两亿。

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外滩办公，后来出于把最好的公共空间让给老百姓的考虑，主动搬出了外滩，到人民广场办公。现在国家提倡推进城镇化，其实就是要完善城市功能，方便老百姓，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南方周末：拆了大院，市委还得择地办公，会不会是资源浪费？

张祖林：把城市中有限的优质资源的最大功能释放出来，怎么是浪费？首先它不是文物，建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规划建设的水平比较低，也没考虑抗震设防，2000年以后就定性为危房了，当时的市委市政府也曾考虑过搬迁，但没有成行。

我们不是拆了再新建行政大楼，一寸我都不建。市委现在的办公地是几年前就建成的高新区办公楼，它有空余的楼层，而且租金只有三百万。我一年付三百万租金，却将地块腾出来，每年提供上亿的税收，这个账不言而喻。

南方周末：经济账合算，但政治账有没有算过？新领导一到就要拆大院，反对意见应该不少。

张祖林：因为曾经的荣耀，影响了开拓进取的迫切性。现在的玉溪，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幅更是排在全省十名开外，如果放诸全国，恐怕200位都排不上。

如果还是故步自封，一砖一瓦都动不得，还怎么发展？必须要冲破这个“土围子”，不仅仅是市委大院围墙的围，更是玉溪人思想观念上的围。

我是有底气的，中央也一再强调再来一次解放思想，再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至于有人反对，恰恰是部分旧观念和局部利益的反弹。

南方周末：如何面对这些争议和反弹？

张祖林：如果做一件事要获得百分之百的同意，我想那就不是创新了，可能是别人嚼剩下的馍馍，没有味道，总是要有一点开创精神，总书记说要敢于担当，可能担当就在这些地方。

很多争议还是因为触碰了既得利益，比如拆市委大院，大院里有一些福利房，后来私有化、产权化了，比如拆违，真正遵纪守法的老百姓哪会去搭违章建筑，我们在红塔区拆了一百万平方米的违建，没有一宗是拆了老百姓安身立命之所的。

面对争议，首先要依法办事，拆多少补多少是国家法定的，其次还要有商量，法律和人情是结合起来的。我们又不是巧取豪夺，该补的坚决补，而且要帮你解决后顾之忧。现在，老市委大院99%的住户都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书。

南方周末：会不会有人说，新书记急于出政绩，而中国的很多事却是欲速则不达？

张祖林：在地方工作，常常很好的蓝图，好一点画在纸上，再差一点说在嘴上，过了几年都没有落实。我想好了，一个人到一个地方，还是要趁热打铁。时间长了，可能人情世故也多了，反而会束缚思维决策，束缚手脚，不如在实干中统一思想，而且用阶段性的成果和最终成果来形成共识。不能因为“欲速则不达”就忘却了“夙夜在公”。

如果说这个事最后做错了，省委会批评我，教育我，甚至撤销我的职务，我都会心安理得地接受。我在丽江、昆明做过市长，是干事还是混日子，这个权衡利弊的天平在脑子里不是一天两天的考量。比起一方老百姓的致富宜居，一座城市的发展，个人的名利地位真是微不足道。

从古到今搞了多少工程，总会有两袖清风的人

南方周末：外界都关注到玉溪在大力建设城市，但是你也提到这里人口少，经济实力弱，这些城市综合体，会不会最后形同空城？

张祖林：这个担忧任何人都会有，但是这些具体的项目建设，一是占地面积不大，一般就是三四百亩地，二是政府不是利用财政在强行推动，而是完全通过市场运作，让看不见的手去发挥作用，与财政的家底没有必然关系。如果有风险，也主要是参与的市场主体来担当，政府只需要把产业和城市规划好，把群众利益保障好。

我相信，空城的局面不会出现。云南省当前的城镇化率才40%多一点，而玉溪处于滇中经济圈的核心区里，它吸引的不会仅仅是本市人口，如果仅用本市的200万人口来静态衡量，连现在的9座县城都嫌多。

浙江义乌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不沿边，不沿海，为什么会搞成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市场？市场要靠培育，城市也要靠培育，因为是一座农业城镇，所以就认定城市做不大做不强，不敢作为，我想这不符合中央和云南省提出来的发展思路。

南方周末：玉溪一直以来烟草产业独大，现在控烟及严控公务消费的形势下，单一的烟草能形成可持续的城市吸引力吗？

张祖林：过去正因为烟草的支撑，小富即安思想缠绕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双腿上，事到如今，还是烟草一咳嗽，经济就感冒。

之所以推进城市建设，打造综合体也是奔着培育现代服务业，调整产业结构去的。玉溪不能搞那些重污染的产业，以前搞的钢铁企业，我们下决心要逐步淘汰。玉溪的空气质量是在下降而不是提升。这是严峻的现实。

我们有抚仙湖，有古滇文化，以前文章做的不多，现在要复兴，举个例子，玉溪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经和景德镇齐名的青花窑口，易门、华宁县有陶土资源优势，我们也成立了玉溪窑发展研究中心，景德镇能靠陶瓷立市，我们也可以做大做强。

南方周末：外界会担忧像玉溪这样的地方财政承受不了大规模的建设投入，而即便一些大城市在地方债的压力下，融资也很艰难，玉溪怎么办？

张祖林：我来的时候，市里的融资平台，银行一分都不贷，因为它和财政是捆在一起的，没了信誉。我第一件事情是建立规章制度，第二件事情就是改革投融资平台。

我对大家说，吃腊肉不搁盐，有言在先，干部导向就是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年底考核见。从2012年12月份一分钱都融不到的局面，到现在已经融资50个亿了。

南方周末：和地方债压力比起来，这50亿够吗？

张祖林：中国的地方债，我认为整体是可控的，不像外界描述的到了崩盘的边缘。我们设置的投融资平台没有和财政挂钩，而是用城市的各种资源，包括土地资源、不动产、国有资产来抵押融资。这些贷款，正如中央说的不是拿钱发福利，不是养懒人，而是用来做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他总要出效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实践的经验是，政府债务在GDP的60%以内都没问题，玉溪现在GDP一千亿，债务到了五六百亿也没什么问题，我们离这个风险控制线还有一大截，还远得很。

南方周末：有多远？

张祖林：按照云南省审计厅2011年的审计结果，截至2010年末，玉溪全市政府性债务金额177.46亿元。与1000亿元的GDP相比，债务规模在可控范围内，比有的城市来说情况好多了。

南方周末：但是我们看到，玉溪向上级、向中央争取资金，似乎并不从容，急于找钱，所以有人说，这会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张祖林：西部也好，东部也罢，哪个地方不是希望中央和省里多多支持？再富的地区也不会说，我有钱了，我不跑我不要！

今天的西部地区，如果在城镇化过程中单靠政府的有形之手是肯定不行的，发达地区、发达国家概莫如此。像我们这种刚刚够吃饭的财力，基本没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只能靠多渠道融资，用资源换现金流。玉溪还处在初级阶段，如果说财政不够就不去发展，那是对一方群众的不负责任。

说到危险，我们这么小的城市不可能存在大的问题，金融机构、券商比我们聪明一百倍。不要说我一个张祖林，可能要十个我这样的人一任接一任地干下去，玉溪才可能建得像个样子。我所做的不过是过去有人想做但没敢做，今后一定会有很多人做的事情。

南方周末：对比之前任职的昆明，玉溪这样的欠发达城市搞城镇化，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张祖林：城镇化一定不要只在一个点上摊大饼，一定要天女散花，所以走小城镇小集镇的发展道路是必然的，让公共资源下沉，惠及每个老百姓。

但是说实话，欠发达地区往往首缺观念，只有用包容的心理，开放的心态，和谐的社会氛围，才能吸引资本的流动，资产的流动，人才的流动。

南方周末：作为官员，一方任期的有限性总是需要成果，但是像玉溪这样的城市建设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你怎么去平衡？

张祖林：我没想过我这一任一定要作出什么政绩来，我就是一个探路人。一个玉溪，不会因为几个综合体就翻天覆地变化，它的意义就在于敢于开这个头，做这个表率，后面的人会做得更科学，更周全。功成不必在我。

城市建设是一个漫长积累的过程，哪一个城市没做好不要说是哪一任市长、书记出了问题，矛盾集中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由量变到质变，不可能这一两年就出问题，也不会因为这一两年好了就一切都好。

南方周末：民众和政府的选择往往会出现分歧，你说“捱点骂没关系”，但怎么样让骂捱得少些？

张祖林：有分歧，但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只要我们把大多数群众利益放在首位，鸿沟是可以填平的，今年1-9月，玉溪的社会治安状况好于往年，治安和刑事案件大幅下降，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还有一点，在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中，一定要遵规守纪，不要插手工程。只要你走得正行得直，捱点骂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不是说一搞工程就有腐败，从古到今搞了多少工程，总会有两袖清风的人。

亡羊补牢，其实为时太晚

南方周末：很多人知道云南有滇池，有洱海，却不知道有个抚仙湖，它现在保护得怎么样？

张祖林：抚仙湖其实是最应该保护的一个高原淡水湖泊，正常蓄水是17个滇池、7个太湖的水量，它拥有着中国境内淡水湖泊一类水总量的90%，舀起来就可以喝的。一旦它被污染，就基本表明中国的淡水湖泊全军覆没了。

抚仙湖周边的一级保护区内，本来不该有任何建筑，但因为历史的原因，至今还居住着2.7万人，吃喝拉撒和农业面源污染，没有经过任何处理，都直接排到湖里去了。它的北岸还有一个县城，县城里的污水，有的经过马马虎虎的处理，有的未经处理也都往湖里去了。这才是抚仙湖污染的最根本要害，并不是所谓的搞一两个建筑就能把抚仙湖污染了。

南方周末：这个根本要害，怎么才能治本而不是治标？

张祖林：我们现在要把湖边这些对湖水影响最大的低层次的生产生活方式退出来，这潭水才保得下来。

当然有少数群众不想搬，因为搞点农家乐，搞点个体旅游，也能赚钱。有少数干部也不想做这个事，怕做群众工作，怕得罪人，反正水体一时半会儿变不坏，任期内大可不必做。但是，如果大家都不敢做，不愿做，都只唱高调不做事，那抚仙湖迟早是要毁掉的。

南方周末：老百姓退出来了，大项目进去了，抚仙湖是谁的抚仙湖？

张祖林：大项目都是开放的项目，我们在湖边做了很多公共开放区间，比如650多万平方米（一万亩）公共湿地的建设，任何人都可以去，那是一种你到了都不忍心丢垃圾的地方，为什么还保护不好？

抚仙湖的保护，现在连十二五国家层面的重点项目都没有被列入，靠市里的财政更没这个实力，只有靠社会资本来参与保护。但社会资本的介入，一定是以滴水不进抚仙湖为前提，我们不要谈项目色变，不要谈开发色变。不管到欧洲、中美洲，湖边海边都有建筑和城市，水体一样保护得好好的。

南方周末：但是不久前，有媒体披露了沿湖建设的一些项目，被证实违规了。

张祖林：我一来就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些项目的审批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但监督报道正好成了鞭策我们加快抚仙湖保护的动力，我们开了现场办公会，安排整改，到目前为止一个项目都还没批，批过的项目还要重新梳理，达不到抚仙湖保护要求的我们一个都不批。

南方周末：处理这些遗留问题，情况复杂吗？

张祖林：过去上的一些项目，要是放在今天是绝对不可能过关的。比如有一个叫九龙晟景的项目，当时也没有环保理念，审批过了，项目挨着水边建，体量又大，确实很煞风景。如果我有钱的话，把它炸了还人家钱，毕竟业主是有权益的，受法律保护。现实只能做些挽救措施，比如说必须要做到滴水不进抚仙湖，工程用水不能抽湖里的水等等，我相信像这样的建筑以后迟早会被拆走。

从现在开始，把好关口，今后再也不出现这样的项目。过去的只能最大限度弥补，有些能弥补回来，有些是弥补不回来的。

南方周末：很多开发冲动，背景不一般，玉溪市能扛得住吗？

张祖林：现在好得多，因为中央反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大环境好多了。我们有我们的底线，第一过去土地贱卖的事情我们不做，这个钱不是拿来装进财政，是用来保护抚仙湖的，第二你必须按照我的要求来建，该退的你必须退够。我们有规划，周边开发的密度和强度都有严格的规定。

南方周末：滇池治理，国家一直很重视，但是至今仍面临着严重的污染态势。

张祖林：是啊，就是不能到了这个水已经坏了的时候才来重视它，挽救它，那已经晚了，不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是亡羊补牢为时太晚。

抚仙湖的保护是作为市委市政府最重要的事情来做的，因为它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象征，但如果这潭水被污染了，就成为我们的耻辱，就是对历史对国家的不负责任。